磨盘的出现将原食改为面粉，有了面粉自此发展出了面食文化。这件出土于新疆阿斯塔纳的1300多年前的面质点心，则为我们直观的展现了当时人类的饮食文化。
由于阿斯塔纳的气候非常干旱才使这些点心得以保存下来，通过这个玻璃器皿我们还可以清晰的看出点心上的花纹。在唐代，饮食的种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因为唐时的对外交往非常发达频繁，所以大量的食物沿丝绸之路传播开来，像是葡萄、食用香料等，都在此时期传播到了中国。
我国很多的饮食原料都是来自于国外，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发达，精耕细作，所以在不断的传承发展中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丰富饮食文化。
爵是古代富有代表性的一种酒器，功能类似于现在的酒杯，流行于夏商周。爵由流、尾、杯、鋬、足、柱等部分组成。流是倾酒入口的地方，鋬相当于把手，足一般是三只，而对于柱的作用尚且没有统一的认识，一般认为具有规范饮酒者饮酒姿势以及防止饮酒过量的作用，也有学者认为其起源于鸡冠形装饰，代表了鸟冠。最早的爵出现于河南二里头遗址，此后经继承、发展、演变，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。
该陶塑女塑像，残高6.8，胸宽4.5，臀宽4.8厘米，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陕西省扶风县案板遗址发掘出土。手工捏制，泥质红褐陶，头及四肢残缺。唯躯体保存完好。贴塑的双乳饱满突鼓，腹部隆起，似为一裸体女孕妇像。在母系氏族社会里，产生了对生育多的女性的崇拜，即女权家长制的时代，或者女神崇拜。这实际上是妇女在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体现，对研究原始宗教信仰及原始艺术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。
甬钟，西周时期的青铜乐器,属打击乐器类，合瓦形结构，因最上面的平面"舞部"之上立有"甬柱"而区别于舞部上立有悬钮的钮钟而得名。甬钟主要分成以下几部分,舞部（甬钟最上端的平面）,篆部（甬钟立面中部狭长条状区域）,钲部(字音同征）（篆部两侧）,鼓部（篆部下方）,枚（钟面上的乳丁状突起）,铣（钟下两角）西周甬钟五音缺商,表现出周人对殷商的否定态度,甬钟按大小,从音乐性能上考虑,大钟发出的声音震荡时间长,因此不专设敲击点,而小钟则往往在鼓部设置敲击点,因此甬钟往往有音高准确的正鼓音和侧鼓音。
钵与罐的完美组合成为一具绝佳的棺式葬具。这是距今约7000年的仰韶文化的幼儿葬具，一般将这类史前陶质葬具我们统称为“瓮棺”。钵为细泥红陶，直口圜底，表面磨光并上有陶衣。罐则为夹砂褐陶，器表颜色不均，大口小底，肩部饰有密集弦纹。可以想象，两件实用器一经扣合即成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早期最特殊的器物——瓮棺。
磨制石器的一种。长方形，单面刃，有的石锛上端有“段”（即磨去一块），称“有段石锛”。装上木柄可用作砍伐、刨土。是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主要的生产工具。
这块灰烬块采集于北京猿人遗址。火的利用是人类历史性的进步，人类从利用野火、保留火种到传说中的燧人氏钻木取火、掌握人工取火方法。火的利用改变了人们生食的习惯，熟食能缩短消化过程，有更多的养料被人体吸收，并使血液中的化学成分有所改变，使人的体力增加，脑髓更发达。到旧石器时期晚期，人的脑容量达到1200-1500ml，已达到了现代人的脑容量。
竹节骨饰是用兽骨制成形似竹节，故而得名。是一件用于装饰、佩戴的物品
清代的科举丝质作弊夹带，上面有小楷八万字有余。中国士子文人谋取前程只有科举一条路，“十年寒窗苦，一卷定终身”，有人拼命苦读，也有人会想各种各样的作弊方法，如果没钱贿赂考官，想要作弊最便捷的就是身藏夹带答案或文章。后世最常见的方法有将经文藏在衣服鞋袜里或索性密写在衣物、身体上，以及其他各式随身物品，包括文具、食品、蜡烛等都被用作夹带。对科举考试作弊历代都很严厉，清代尤为严酷，主要有枷号、斥革、刑责等。
该器座为泥质灰陶。质地细腻，火候较高，匠心独到，历史和艺术价值颇高。此器座为城固宝山商文化遗存的常见器型之一，相当于商早期至中期。据发掘者赵丛苍教授研究其属陶礼器，非普通生活用。器座制作成竹节形，说明这里盛产竹子。器身的孔排列不是很规则，很像竹子被虫噬咬一样，说明工匠的观察力已十分细微。依照商人席地而坐的习惯，这件陶器座的高度正好符合坐势手拿的高度，可以想见，这件器座是专为祭祀者或巫师准备的一件特殊礼器。
玉器是古代礼仪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，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这件玉鱼采用平面雕刻，用阴线勾勒出鱼目、鳃、鳍、尾、鳞等处，线条清晰流畅，形象生动逼真的鱼与是人类息息相关的动物之一，新石器时代就被刻画在陶器上，后来作为多子多福的象征而不断被用各种形式表现出来。
牙饰是用兽牙制成用于佩戴的装饰品。而用兽牙做饰品早在狩猎时期就已经产生，现今仍有许多的兽牙制品，可见兽牙饰品的历史是十分源远流长的。
篦与我们日常使用到的梳子相似，在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中，“梳”通“疏”、“篦”通“比”。意即梳子齿较稀疏，篦子齿非常密，是用来理顺头发并去除污垢。现代生活中人们已经改变清洁头发的方法，篦子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强劲雄伟。骆驼有双峰驼和单峰驼之分，产于阿拉伯、北非和印度等地。唐代雕塑作品中高大的双峰驼居多，身材较小、四肢修长的单峰驼塑造较少。
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中覆盖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。瓦当在汉代的使用达到了鼎盛，汉代瓦当以动物装饰最为优秀。四神瓦当即青龙，白虎，朱雀，玄武四种动物瓦当。汉代用四神表示季节和方位。青龙的方位是东，代表春季。白虎的方位是西，代表秋季。朱雀的方位是南，代表夏季。玄武的方位是北，代表冬季。
生产工具，当时的居民用以掷击野兽，或系在飞石索上猎取动物，有效射程可达50-60米。
是新石器时期配套使用帮助谷物脱壳的工具，在使用时把谷物放在石磨盘上，再手持石磨棒的两端压在谷壳上，来回搓动使谷壳脱落。它们不仅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，也是反映当时人们思想意识的重要证物，墓葬中多见用石磨盘和石磨棒进行随葬，带有明显的祭祀性质。
石斧和石钺是新石器时期人类常用的生产工具。石斧是远古时代用于砍伐等多种用途的石质工具。斧体较厚重，一般呈梯形或近似长方形，两面刃，磨制而成。石钺前身就是作为生产工具的石斧，后来演变为武器，最后成为权力和威严象征的礼器，多为酋长、部落首领所占有。
是古代的一种酒器和礼器，由新石器时代陶斝发展而成，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。山西襄汾出土的陶斝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斝，时间早于大汶口文化，里面盛装有猪肉，在当时是煮食器。后逐渐演变为酒器，用于盛酒或温酒。斝形状类似于较大的爵，拥有柱、足、鋬等部分，但不同的是，没有流和尾，器口一般呈圆形，器身则可圆可方。斝作为礼器，主要用来行祼礼，常与觚、爵等组合成套使用。
这件早年出土于太平坊（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）的唐代青花瓷碗，是我国仅存的几件唐代青花瓷之一，极为罕见。碗直径13厘米，高5厘米，该碗为生活用具，灰白胎，表面施透明釉，敛口、圆唇、鼓腹、矮圈足，口部有两道青花弦纹。
青花瓷是以钴料在白瓷素胎上描绘纹饰，再罩以透明的玻璃釉，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。所谓的“青花”就是氧化钴经高温所显示分色彩效果，称作“钴蓝”。因其原料稀有，一般认为，青花瓷最早烧成于唐代，其窑址应在今河南巩县，俗称“巩县窑”。
盘在周代作为盛水器出现，主要与盉或匜搭配使用，在诸侯餐前行“沃盥之礼”时用于盛水。
复制品，原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，禁止出境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。1976年出土于宝鸡市扶风县庄白村一号青铜器窖藏。盘为圆形，浅腹，圈足，双附耳。高16.2厘米，口径47.3厘米。盘腹饰鸟纹，圈足饰窃曲纹。因是西周一名叫做墙的史官所铸造，故名。该盘是陕西扶风庄白窖藏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一件，也是五十年代以来发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件。盘内底有铭文18行284字，使用当时标准字体，字形划一，布局均匀；全文多用四言句式，结构工整，辞藻华美，堪称佳作。铭文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早期诸王的功德，后半部分记述墙所属的微氏家族六代的事迹，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，是研究西周史的重要史料。
古人有视死如视生的观念，认为生前所拥有的东西死后也要拥有，于是就兴起了厚葬之风。原始社会多活人殉葬的陋习，后世人们认为太残忍，就制作陶俑作为随葬品。骑马俑则是当时的武官的形象，从这些随葬品也可窥探当时墓主人的生前生活状态。
这是我校考古和历史的学者们进行挖掘研究的磨沟墓地遗址，被评为2008年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。磨沟墓地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它所展现出的原始社会的丧葬制度，而在这里就有关于当时丧葬现场的一个具体展现。
这座墓葬当中所埋葬的是两位男性和一个婴儿，这两位男性同为图片中左边这一位女性的丈夫，因为当时正处在系氏族时期，是一妻多夫制的时代，所以当时的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，这和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的摩梭族人的走婚制习俗类似，都是最古早的女性崇拜的遗存。
并且当我们仔细观察墓葬可以发现，靠里的一具骨架有被搬动过的痕迹，有明显多次葬的遗存。由于在原始社会讲究家族合葬，所以一般的墓葬都采取多次葬的形制。这个十几个月大婴儿，由于骨骼发育并不完全，因此只能看见头骨的遗存。
磨沟墓地的考古发现是西北大学的重要研究成果，其对于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墓葬制度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。
这件鎏金铜蚕，长4.9厘米，最大直径约1厘米，重19.5克，保存十分完整，首尾共九节，有8对胸脚、腹脚和尾脚，有一尾刺，嘴部的十字分界都淋漓尽致表现了出来。铜蚕雕铸经过了塑模、雕坯、翻范、浇铸、修磨、鎏金等工艺，铜蚕生动传神，体态逼真，正处在中壮年迈向老年时代的休眠状态。秦汉时期随葬非常丰盛，许多达官贵人“视死如视生”，所以汉代大兴厚葬之风。蚕也叫“天虫”，寓意着生生不息、幸福、安详、和平，有了蚕就会有衣物等等东西。“蚕”是我们中华民族分伟大发明，也是“古丝绸之路”的有力见证。鎏金铜蚕实物可以佐证历史文献关于随葬金蚕的描述，也为中国古代养蚕技术和汉代中西丝织品贸易交流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这件唐长安城太平坊实际寺遗址出土的唐代陶净水瓶，口径7.4厘米，底径9.9厘米，高27.8厘米。口微侈，平折沿，圆唇，细长颈，腹长圆而鼓，平底，通体光素，在早期的佛教造像，如云冈石窟中，佛弟子手中亦持有净瓶，后来演变成为观音菩萨的象征之一。在古代的壁画中净瓶不仅为菩萨的手持物，也是佛弟子剃度时的取水用具。该净瓶出土于唐代太平坊实际寺的水井之中，应与宗教活动有关。据分析研究认为，在唐代长安城内寺院中，佛教僧徒的饮用水和剃度水是分开的，二者在早期互不混用。后来，因水源紧张，饮用水和剃度水才混而合用。
净瓶细颈鼓腹，鼓腹容量大可以盛水，细颈则使浮尘虫蚊不易入内，可以护净。
这件展品是汉代的跽坐俑，她面庞清秀俊雅、体态端庄大方，身体呈跽坐姿态，生动地 再现了王公贵族家中的侍女风貌。跽坐是汉代宫廷的的一种标准坐姿，到了南北朝以后，因“胡床”“胡凳”等高脚坐具的出现，这种坐姿就渐渐消失了。跽坐简单来说就是屁股坐在脚后跟上的一种坐姿，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跪姿。
这个深鼻高目、卷发披肩的人，身穿圆领窄袖长袍，束着腰带，足穿短靴。从相貌和着装可以看出为典型的胡人形象。唐朝是一个对外交流密切，国力强盛的时代，因此在唐代的俑中，胡人的形象并不少见。这也足见当时社会包容强盛的社会形态。
“汗”是指汗血宝马，“赭”的意思就是鲜红色。这件汗赭烙马印的连接把儿和印的中间的杆腐烂了，没有保存下来。它有一个长度不能短，首先要把它烫，然后在马臀部烙上印。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有关“汗血宝马”的证据非常少，这方“汗赭”烙马印正是有关汗血宝马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、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，先后历经三个历史时期、历时90多年建成。公元前202年，高祖刘邦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营建了长乐宫，从而揭开了长安城建设的序幕。两年之后建成未央宫。惠帝元年（前194年）开始修筑长安城垣。武帝时期兴建了城内的北宫、桂宫、明光宫和建章宫，并在城西修建上林苑，开凿了昆明池等。从平面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东墙南北垂直以外，其余三面都有曲折。这是因为汉长安城不是一次设计施工完成的，受原有建筑布局和渭水河道走向的影响，使它成为了不规则的形状。但也有人附会说，汉人崇尚按星象布局建筑，南墙、北墙的曲折分别象征天上南斗和北斗，因此汉长安城也被人们称为“斗城”。
长安城共开12个城门，每个城门有三条并行的通道。城内主要街道有8条，相互交叉。其中最长的安门大街长5500米，其余多在3000米左右。街道一般宽约45米，路面以水沟间隔分成三股，中间的御道宽20米，专供皇帝通行，两侧的边道各宽12米，供官吏和平民行走。道路两旁还种植了槐、榆、松和柏等各种树木，茂密如荫。
汉长安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。它在布局上所表现出的崇“方”思想、“择中”观念、规整的城门配置制度、棋盘式道路网、“面朝后市”和“左祖右社”的格局等方面都对后代的影响非常深远。
在西汉统治的200余年历史里，汉长安城一直是中国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同时也是亚洲最大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。汉长安城遗址位于今西安西北约5公里处，总面积为36平方公里，周长25.5公里，人口约有50万左右。汉长安城的面积比当时西方的古罗马城还大两倍多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的繁华都市。高祖刘邦将国都定在“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”的陕西关中，对后世选择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西汉末年，长安城毁于战火。东汉定都洛阳，以长安为西京。从历史来看，西汉、新莽、前赵、前秦、后秦、西魏、北周、隋、唐皆建都于此，因此长安成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。隋朝初年隋文帝迁都至大兴城，至此有着近八百年历史的汉长安城便被永久地废弃了。
海兽葡萄镜在唐朝铜镜中非常引人注目，又被称为瑞兽葡萄镜。镜背面图案由高浮雕式的若干瑞兽和葡萄枝蔓组成，形态各异的瑞兽穿梭嬉戏在葡萄藤间，充满了生气。瑞兽是以狮子为原形，狮子原产于非洲和亚洲西部，后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，这里展示的是它经过艺术再创作的特别形象。葡萄经丝绸之路传入长安，它茂密的果实象征着“多子和富贵”。将葡萄、瑞兽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，不仅被赋予了吉祥富贵的含义，而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所以这枚铜镜又被誉为“凝结欧亚大陆文明之镜”。
用兽骨与细石叶制成的复合工具，以锋利的石叶为刃部，兽骨为柄部，是较为复杂的一种工具。像这样一件复合工具的出现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生产能力。
骨串珠是由若干质地均匀的骨珠穿制而成的，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期，制作这样的骨珠要耗费很大的人力，是一件比较奢侈的装饰品。
农业生产中挖土的工具，骨铲系用动物的肩胛骨或下颚骨制成，刃宽而实用。
古代煮饭用的炊器。其形状一般为侈口（口沿外倾），有三个中空的足，便于炊煮加热。
封泥，在所要封签的书信简牍上绳端打结处，加上泥块，盖上印章，也称泥封。它由玺印、泥团、检、绳四种材料才能完成。大多为阳文，极少阴文。封泥作为封缄竹木简牍的凭证，在纸张未发明之前，其用途与今天的邮局铅封或火漆印相同。封泥的使用从战国开始经历秦汉，魏晋至唐代诸朝。唐代以后，纸张，绢帛逐渐代替了简牍，人们之间的书信往来，给皇宫进贡的物品也不再用封泥，代之而起的是既方便轻捷又安全实用的纸封。封泥随即丧失了它的实用功能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供养人是指出资建造佛像、壁画、石窟寺等佛教建筑的人。为了纪念这些人的功德，就会在佛教壁画和雕塑中，出现这些人的形象。供养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两腮或者眉头上会有很小的莲花、仙鹤等图案。一般这样大幅的供养人像，必是笃信佛教的达官显贵。我们熟知的中国几大石窟中都有私人出资修建的洞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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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2004年在西安被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贾麦明偶然发现。2005年8月24日，墓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时，曰本天皇亲临参观，引起民间轰动和学界研究热潮。
志盖为覆斗状，青石质，边长37厘米，篆文,题为“赠尚衣奉御府君墓志之铭”,十二字；墓志为汉白玉质，呈正方形，边长39.5厘米，厚7厘米。楷书,题为“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”，石盖刻有“国号曰本”字样，底座上则有开元年号。一百七十一字碑文，九字疑出土时为铲车所坏，呈残缺状.实存162字，简单记载了此位遣唐使姓井、字真成，来自日本。
这方墓志铭是较早出现有日本国号的实物。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上面所记载的墓主人井真成以遣唐使身份，在死后获得了玄宗追赠的尚衣奉御一职。同时这方墓志反映了当时中日之间的友好交往，是对当时和谐交流景象的极好反映。
镇墓兽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主要由于当时的社会动荡，人们希望死后可以获得安宁，面目狰狞、人面兽身的镇墓兽可以震慑阴间小鬼，维护墓主人平静。
占卜问天，治国在王。巫作为宗教领袖和神的化身，在夏、商、周时代，享有更多的权力。王的权威贯穿于占卜行动的过程之中，也体现在将占卜结果（验词）有选择地契刻在甲骨上，俗称甲骨文，从而彰显占卜行为的正确性和神圣性。商周时期，占卜主要用牛肩胛骨和龟背甲，商周占卜则已十分完善成熟。
西北大学博物馆所藏这片甲骨文，是1950年我校历史系陈直先生从江苏老乡刘鹗（《老残游记》作者、所著《铁云藏龟》为最早著录甲骨文的著作）手中买下。商代方国，为商的敌国，经常与商发生战争，这件甲骨文说的就是方国与商战争的事，对研究商朝方国史有重要价值。
画像砖主要用木模压印然后经火烧制而成，也有的是在砖上刻出纹饰。这幅秦宴饮画像砖，生动形象的再现了主客之间宴饮现状，对酒当歌。采用了大块大面的浮雕，块面圆厚、古朴简练，粗放而富于动感，砖体坚硬，工艺已达到很高水平。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还原历史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墓葬装饰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、经济和思想以及由此形成的墓葬制度和习俗。于此同时，画像砖是古代绘画和雕刻艺术高度结合的珍品，是研究中国雕刻工艺和建筑材料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